1955年9月27日，中南海怀仁堂，开国将帅授衔仪式正在举行。许世友接过上将命令状，詹才芳、周希汉分别领了中将衔。台下有人低声说起一个名字——这三个人当年在红九军，头顶上是同一位军长。名单上没有他。六年前，他还在红军最高指挥层里；十八年前的那个春夜之后，他却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。 他叫何畏。 何畏原本叫何世富，1900年在广东乐会出生，也就是现在海南琼海博鳌镇的玉堂村。祖母是越南籍人士，父亲早年带着全家远赴南洋谋生，何畏的童年全在马来亚度过。他在华人开办的学校接触到革命思想，年纪很轻就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，后来因为开展反殖民活动，被英荷殖民当局驱逐出境。 回到国内后，他先考上厦门大学，又在1926年3月考进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，在那一代红军将领里，读过大学再进黄埔的人，数量少得凤毛麟角。1927年广州起义的枪声响起的时候，何畏就在起义队伍里；起义失败后他接到命令转入越南边境打游击，还参加了1929年的百色起义，在红七军里从连长、营长一路靠战功升了上来。 1932年10月，何畏被派到红四方面军，担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副师长，后来升任师长。鄂豫皖反“围剿”、川陕根据地反围攻的战斗，他都冲在最前线，前后一共负伤十一次。 1933年6月底，红四方面军在旺苍木门场进行整编，四个师扩编成四个军，何畏出任新组建的红九军军长，那一年他刚满三十三岁。给他搭配的政委是詹才芳，副军长是许世友，政治部主任是王新亭，后来这三个人都成了开国将军，可他们当年的军长，却在1955年的授衔名单里找不到半点踪迹。 何畏在战场上确实有真本事。红九军成立后打的仪南战役，1933年8月12日分四路进攻仪陇，8月23日就拿下了县城，歼灭敌军两个营，俘虏敌军三百多人。更关键的是，红九军随后控制了嘉陵江东岸的产盐区域，地方苏维埃发动盐工恢复生产，新开凿了六七十口盐井。 川陕苏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得特别严，盐荒严重到连伤员消毒都成了难题，这一仗打完之后窘迫的局面才慢慢缓解过来。仪陇古楼寨的老乡们记住的是另一个模样的何畏：个子敦实，缺了几颗牙，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，大家都喊他“缺牙巴军长”。 可就是同一个何畏，脾气暴烈也是周围人都知道的。开国中将周希汉当年在他手下当作战科长，一次发生争执的时候，何畏掏出手枪朝周希汉连开五枪，幸好没有打中。这类粗暴作风在红军里是犯大忌的，古田会议之后，官兵平等、反对打骂士兵早就成了明确的规矩。 何畏能一路得到升迁，很大程度上和红四方面军当时权力高度集中、家长制作风浓厚有关系，而他对张国焘的追随，几乎是完全不加怀疑的。 1935年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。沙窝会议上，何畏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，这是他一生中职位的最高点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他走上了那条再也回不了头的路。 张国焘不肯跟着大部队北上，10月在卓木碉另立所谓的“中央”，何畏的名字就出现在那份名单里。随后部队转头南下，百丈关这一场仗，红四方面军投入十五个团两万多人，面对国民党军八十余个团近二十万人，苦战了七昼夜，伤亡损失十分惨重，最终只能再次掉头北上。 抵达陕北之后，张国焘兵权被解除，何畏手里的军权也跟着被收缴，转而任职红军大学政委。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会议上，他挨了一轮又一轮的批评。据许世友后来回忆，当时甚至有小道消息传要枪毙周纯全和何畏，四方面军的军级干部个个都觉得自身难保。何畏当时的处境，已经不是“靠边站”三个字能说得清的。 1937年4月，何畏拿旧伤复发、延安诊疗条件不够当理由，提出要去西安治病。罗瑞卿核实清楚情况后上报给毛泽东，申请得到了批准。临走前罗瑞卿特意找他谈话，叮嘱他伤养好了尽快回延安，还特批了一笔法币当路费。1937年4月19日深夜，何畏带着一名警卫员，骑马离开了延安城。 他再也没有回来。到西安之后，何畏没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到，反而打算转道去投奔南京，半路上被胡宗南的部队扣了下来。1939年4月，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次总结会上只提了一句：“抗大也有一个叫何畏的，溜了。”一个“溜”字，把这件事的性质说得明明白白。 这之后何畏的下落，出现了不止一种说法。中组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《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》记载：何畏到西安后叛逃，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，任职中统专员，1949年解放前夕被抓获处决。 但这一说法不是唯一的版本。有研究者指出，何畏辗转到南京后并没有受到重用，后来的去向越来越模糊；还有说法称他改名换姓回了海南老家，隐姓埋名做了泥水工，1960年在饥寒交迫里病逝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身份才被重新发现。维基百科的词条也采用了“1900年—1960年”的生卒记载。 山村石壁上刻着“红九军军长何畏军部设在文昌庙”，权威辞典里写着“叛逃”“处决”，而老乡嘴里那个“缺牙巴军长”笑眯眯的模样，又和“叛徒”两个字对不上号。同一个人，几种记录互相矛盾，“失踪”这个词，恰恰说明他的最终下落长期